一个中国农民六十年的生存记录(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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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时间:2017-11-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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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坚持写了60年的日记,记录了他和乡亲们半个多世纪的生存经历,用平凡琐事昭示了过去60年的人间烟火。本周,这本名为《农民日记》的图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。该书责任编辑谢慈仪认为,《农民日记》毫不避讳地讲出了农民掏心窝子的大实话,凸显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眼里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宝贵价值。

    农民日记 一个中国农民六十年的生存记录(图)

    作者侯永禄已离开人世。

    60年日记写了200万字

    该书作者叫侯永禄,他1931年出生在陕西省合阳县的后新庄村(现在叫路一村五组)。他的父亲是一个远近闻名的铁匠。但在他9岁那年,父亲去世。一字不识的母亲,却知道识字的重要,节衣缩食,送他上学读书。

    侯永禄在学堂和后来的师范学校里,知道了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朱子治家格言》、四书五经,知道了孔子、孟子及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,也知道了陕北延安……

    后来侯永禄也曾经有机会做南下干部,但由于他家情况孤儿寡母的,母亲坚持不让他离开。因此在他19岁时开始了务农生活。他的第一篇日记开始于1940年的腊月十三,他写道:“自父亲撒手去世之后,我们一家孤儿寡母,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……”从那时起,他便坚持每天写一篇日记,直到2000年1月,从无间断,至今已有200余万字。

    该书责任编辑谢慈仪告诉记者,侯永禄的孩子们后来都接受了高等教育,意识到父亲这60年写出的日记的价值,因此找到她希望出版。遗憾的是,该书由于经历了较长的编辑过程,作者去世前未能看到该书的出版。

    见证60年来农村生活

    在日记中,侯永禄记录了自己琐碎的日常生活,用居家度日的油盐柴米,见证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、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、互助组、合作社、人民公社、三.年.自.然.灾.害、“文.化.大.革.命”、改革开放等不同时代背景下的“三农”问题,折射出一个家庭、一个村庄、一个民族的命运……

    比如在1960年11月21日,他在日记中写道:“陈书记在公社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又传达了上级精神,要自力更生,不向上要,用‘核压挖清节’来解决困难……今后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。安排后8个月的粮食标准的思路是‘三低、二平、三提高。最低15斤,最高18斤。”

    同时,日记中还写了他的个人生活,记录了那些秦腔秦味儿的村言土语,令人忍俊不禁的乡规民俗,既朴实敦厚,又不失小民情趣,“日记中写他自己说亲的那段非常精彩,比如如何在财礼上讨价还价。”其中还写到他如何教育自己的子女,在困难时期,他被乡亲称为“钢公鸡”,一分钱都要算计着花,但得知孩子看了一场1毛钱的电影没交钱时,他却坚决要孩子马上把钱交回去。

    具备珍贵原始资料价值

    谢慈仪特别强调说,这本书的出版十分耗时间,“作者原来的日记有200多万字,需要一点点梳理。而且其中有错别字,有不少口语,甚至有的文字勉强才能读懂。在编辑过程中,我们既要让读者读到原汁原味的语言和风格,还要让日记具有一定的可读性,因此最后挑选原稿中最能反映农业发展和农民生存实情的20多万字,并把日记大致分成‘记事’和‘叙事’两类文体选编,以便加快日记叙事的节奏和增强可读性。”

    谢慈仪认为,这本书的出版价值在于内容的稀缺性,“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,但有几个农民像侯永禄一样记录下自己的日常生活,而且跨度如此之大?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急速走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,真正的农民文化已从日益发达的传媒视野中淡出。很多关于农民的作品是城里人写出来的,我们很少有机会真正从农村人口中了解到他们的喜、怒、气、哀、乐。《农民日记》毫不避讳地讲出了农民掏心窝子的大实话,凸显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眼里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宝贵价值。”(赵明宇)

    日记摘读:

    1940年腊月十三,侯永禄在日记里写道:“我家里有三十多亩地,兵粮、差款样样按地亩的多少摊派。有人劝我们把地卖一些,母亲还是舍不得卖掉,便把地当给张有粮十九亩。每亩当价二斗麦,共当回三石八斗麦”。

    1982年7月19日,陕西合阳县路井镇路一村五组农民侯永禄在日记中写道:“当天下午,我和丰胜去地里看了看自家的责任田,走在回家的路上,我思绪万千:从互助组、农业社,再到人民公社,走过了一条多么长的道路啊!”

    也是在这一天,侯永禄还听见二队的一位复员军人说:“唉,领导们把咱这一代农民做了实验田了。”

    1961年2月29日,侯永禄写道:“我家人口多,劳力少,靠在队里挣下的工分分下的粮食仍不够吃。我便在抓紧做好自留地的同时,也开垦些荒地,以增加口粮。我在村周围寻找荒地,发现几年前大修老八沟水库时,把堡子胡同原来的道路废弃了,从埝上开了个新路,胡同里便长满了荒草。本队社员有几个人便在埝边锄掉荒草,平整地面,开荒种地。我也和菊兰(注:侯永禄妻子)趁空闲时间去那里用锄除荒草,用锹翻地,共开垦出有一二分大的一片地。……,事实上,我开荒种了三料,最好的收成就是四升糜子,还不够苦工钱!不久,大队便宣布,社员开的荒地一律归生产队所有。唉,就这样,那块连牲口走过了也不爱回头,集体根本就无法耕种的荒地,还是荒芜了。”

    1961年1月27日,下午,“保管员侯寻荣来我家办理有关手续,见我面黄肌瘦,身体虚弱,便关切地问:你身体咋成了这样子,得补一补,到街上买几斤菜吃一吃,身体自然会好起来。我苦笑了一下说:是呀,菜能补,买菜要花钱的,只是家里连饭都吃不上,还买啥菜?我又看了看炕上幼小瘦弱的万胜(注:侯永禄的儿子),吞吞吐吐地说出了想把娃给人的想法”。

    80年代后,中国农村土地出现了制度性的改革,这就是著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。侯永禄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:“我的运气不怎么样,只分到一条口袋,一个六股叉、一个木锹和一个刮板。同一天,队里又将全部耕地按人口分给了社员各户,作为责任田。”

    1982年7月19日,陕西合阳县路井镇路一村五组农民侯永禄在日记中写道:“当天下午,我和丰胜去地里看了看自家的责任田,走在回家的路上,我思绪万千:从互助组、农业社,再到人民公社,走过了一条多么长的道路啊!”

    也是在这一天,侯永禄还听见二队的一位复员军人说:“唉,领导们把咱这一代农民做了实验田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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